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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监控软件-中国民族企业的骄傲-华为任正非

    一个人的青春岁月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记忆。
      

    先说说我的父亲吧,父亲一生谨小慎微,自知地位不高,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。因此,平安度过了1957年反右、1959年反右倾、1964年四清。但没有小难,必有大难。文革一开始,各地都以三家村这种模式找靶子。会写文章、是党的领导干部、有一些独立的政治思想的人(指与当地的潮流不合拍),就是靶子。爸爸在早期革命队伍中就算有文化的,又有教学经验,又是领导干部……是这种模板。文革又是从教育界首先开始的,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,他最早被抛出来,反动学术权威、走资派、历史有问题的人……万劫难逃。他最早被关进牛棚(当时称关押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走资派……九种人的非监狱的囚室),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,历时十年,短短的人生能有几个十年?这又是在他最能为人民做事的时期,你知道这对一个有志者是多么的痛苦。由于只有少数人先被抛出来,那时的末日恐惧是可以想像的。父亲是校长,父亲的同事、原来的书记黄宣乾是老革命,忍受不了而自杀了。其实他们的错误就是要把教学搞好为国家,就是今天的科教兴国。今天能把科教兴国的口号喊响,一百多年来有多少人为它殉道。

    当时,我已到外地读书,没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遭遇,因为母亲来信绝不会描述。她只会说“要相信运动,跟党走,要划清界线,争取自己的前途……党的政策是历史问题看现实,出身问题看本人,你不要受什么影响。”而弟妹们年纪小,在父母身边,他们直接感受了各种屈辱与打击。弟妹们经常扒在食堂外面的玻璃窗,看批斗爸爸,吓得他们浑身发抖。爸爸站在高高的台子上,头带高帽,满脸涂黑,反捆双手,还一边被人拳打脚踢,有时还被踢倒在地……有时,几百个走资派挂着黑牌,装在卡车上游街……

    我当时在外地读书,对家中的情况不了解,是同班同学从父亲学校出来串连的学生中了解到,再告诉我的。我在大串连中,收集了许多传单,寄给母亲。我记得传单上有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讲话,“干部要实事求是,不是的不要乱承认。事情总会搞清的。”妈妈把周总理这一段话,藏在饭里送给爸爸,后来爸爸说,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,他才没有自杀。其实父亲为什么没有自杀,母亲后来给我们说过,他是为了我们七个孩子。他想他一死,就成了自绝于人民,孩子们背上这个政治包袱,一辈子如何生存,那时的血统论,在株连儿女的严酷环境下,他忍受百般折磨,也不会自杀的。

   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,我扒火车回家。因为没有票,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,我说我补票,也不行,硬把我推下火车。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。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,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,步行十几里回去,半夜回到家,父母见我回来了,来不及心疼,让我明早一早就走,怕人知道,受牵连,影响我的前途。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反毛皮鞋给我,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,又回到枪林弹雨的重庆。父母总以为枪林弹雨,没有政治影响可怕。临走,父亲说了几句话:“记住知识就是力量,别人不学,你要学,不要随大流。”“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。”“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。”背负着这种重托,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,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二遍,学习了逻辑、哲学…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,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,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,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,20多年荒废,完全忘光了。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,今天是十分后悔的。我那时是一个学生,是自由人,不用泥里水里跑,而爸爸那时是被押着做苦工,泥里、水里、冰冷、潮湿……他才真正需要。我那时只理解父母的温暖,没有理解他们的需要,也太自私了。

    文革中,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。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,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。而且,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,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。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,介绍弟妹们在河里挖砂子,修铁路抬土方……弟妹们在我结婚时,大家集在一起,送了我100元。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,冒着修铁路时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。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,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。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,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,这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。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,其他弟妹则有的连高中都没读完,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,都是自学来的。现在来看,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,是我们人生的一种成熟的机会。

    母亲那时有严重的肺结核病,经济如此之困难,营养条件又差,还要承担沉重的政治压力,往牛棚送饭,抄检查……还帮助父亲把检查刻成蜡板,多印几份,以早一些解决问题。那时,社会上的油印机是为造反派服务的,不可能借用。母亲就削好一块竹片,在蜡纸上刮,印出检查……母亲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,几乎耳聋。

    我那时在外地院校受影响较小,文革后期毕业分配时,整个中国已经有上千万干部被打倒,我就显得不孤立了。父亲没有作结论,因此,也不能作为分配的依据。后来我入伍参军,也是如此理由,让我过了关,所以我比弟妹们多了一种幸运。不过因为父亲的问题,我一直没有能通过入党申请,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。

   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,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,使我在政治上成熟起来,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。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,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,这也是一个奇观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,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。自己又不愿做司令,拉三五个被社会抛弃的人,组一个战斗队,做一个袖章戴戴。那时戴上这种袖章是一种政治地位的象征。也羡慕家庭清白的同学。因此,只能跟在这些组织的外围,瞎跑跑。

    直到1976年10月,党中央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,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。我一下子成了奖励的“暴发户”。文革中,无论我如何努力,一切立功、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。在我领导的集体中,战士们立三等功、二等功、集体二等功,几乎每年都大批涌现,而唯我这个领导者,从未受过嘉奖。我也从未有心中的不平,我已习惯了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,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生活翻了个儿,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,又有技术发明创造,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,突然一下子“标兵”、“功臣”……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,我这人也热不起来,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,我又分给了大家。

   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,6000人的代表中,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,我当时33岁。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。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,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,就直接去为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,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,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,也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。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。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,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,挂在墙上,全家都引以为自豪。

    我父亲也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不久平反。由于那时百废待兴,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,提高高考的升学率,让他去做校长。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。他不计较升降,不计较得失,只认为有了一个工作机会,全身心地就投进去了,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,升学率达到了90%多,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。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。他说,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,干了一点事。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,好好干。至此,我们就各忙各的,互相关心不了了。我也亲历亲见过,四川省委老领导杨超同志文革中二次复出,他的小孩一直与我们是朋友。文革初期他父亲被关进监狱中,当时听他女儿说,过几天组织要去监狱与他父亲谈话,让他重新出来任四川省委书记。他一出来就毫无怨言地投入了工作。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德自豪,他们从牛棚中一放出来,一恢复组织生活,都拼命地工作。他们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不计荣辱,爱国爱党,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、下一代人、下下一代人学习。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,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。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,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,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,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。我那时年青,缺少政治头脑,并不明白其含意。过了二三年大裁军,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裁掉,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。1982年,在党的“十二大”期间,我们基建工程兵小组与铁道兵小组的中心话题就是裁军,因为一开完“十二大”,我们就要整建制的离开军队,实在是有些恋恋难舍,毕竟我们习惯了十几、二十年的军队生活。当时,父母也不太理解党的开放改革,也认为离开军队太可惜。

    走入地方后,不适应商品经济,也无驾驭它的能力,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,被人骗过。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,才被迫创建华为的。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。这时父母、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的小房里,在阳台上做饭。他们处处为我担心,生活也十分节省,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。(听妹妹说,母亲去世前二月,还与妹妹说,她存有几万元,以后留着救哥哥,他总不会永远都好。母亲在被车撞时,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,又未装任何证件,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。中午吃饭时,妹妹、妹夫发现她未回来,四处寻找,才知道遇车祸。可怜天下父母心,一个母亲的心多纯。)当时在广东卖鱼虾,一死就十分便宜,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、死虾吃,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!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,因为便宜一些。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,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,是邻居告诉我的。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,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,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,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,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。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。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,华为的成功,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,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。

    我总认为母亲身体很好,还有时间。我身体不好,以及知识结构、智力跟不上时代,也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,总会有时间陪陪她的。没想到飞来横祸。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,扪心自问,我一生无愧于祖国、无愧于人民,无愧于事业与员工,无愧于朋友,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,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,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。我知道我的情况比绝大多数人要好,但心中的愧疚时时涌现出来。为了忘却纪念,将逝去的青春再次奉献出来,以感受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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